家史丨刘光生：像林道静的嫂子，惨死在唐山大地震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2-10-07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刘光生，1947年出生，唐山四中1967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底到丰润县插队，后在丰润县参加工作。1976年底——唐山大地震过后不久调回唐山，参加唐山（地）市环保局组建。后一直在环保部门工作，直至退休。1980年代初，通过电大学习，先后获得工业自动化、新闻专业大专文凭。

原题

幸福呵，被地震埋葬！

作者：刘光生

摆在你眼前的是两张老照片。上边那张两位大人的合影是一对夫妻，男的是我亲二哥，女的自然是我的二嫂，她叫李之明；下边那张两个小孩儿是二哥二嫂的两个儿子，大点的乳名叫大胖（学名刘冉），小点的叫二胖（学名刘征）。

你可能要问了，这四口人既然是一家，干吗不弄张“全家福”放在这里？因为没有。那不是可以再补照一张嘛！不可能了——这个家庭已经永远中止于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唐山大地震发生的那一刻。

一、“林道静”竟成了我的二嫂

1964年初春，我正在河北省的唐山四中读初三。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上街玩儿回来，刚进门母亲一把拽住我，叫我轻声点儿，并用下巴神秘兮兮地朝里屋扭扭。当时我家住宅是一座日本人留下的独院，三间正房，两间厢房，房子倒是不少。可我家人口多，除父母外，我还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年幼的妹妹。

大哥已结婚多年，他一家四口住着我家两个厢房，我和父母、年幼的妹妹住在正房中间屋，里面那间留给我二哥。二哥当时在唐山八中教书，已年近三十还没有对象，婚姻问题自然成了我父母的一块心病。

二哥长得英俊潇洒，工作好收入高，按说搞对象属于“可劲儿挑”的那种人，但这些年亲朋好友走马灯似的给他介绍了一个又一个，二哥就是一个都看不上眼。气得我父亲见他就没好气，骂他“瞎臭美”，母亲也从不给他好脸儿，有一次说急了抄起条帚疙瘩追着打他。

在这种情况下，母亲的神秘自然引起了我的好奇，意识到这“神秘”八成和二哥的对象有关。我蹑手蹑脚走到里屋窗前，借着纱布窗帘窄窄的缝隙一看，果然见一个穿着黑纱连衣裙、手里攥着一本书的女青年端坐在我家席梦思床边，正瞪着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听我二哥在讲着什么。我端详着这位“不速之客”，一下认出她就是我们学校的那个“林道静”！

原来这些天我在上学路上，经常碰到一个举止文静、腋下不时夹着一两本书，女大学生模样的人在我或前或后走着。她细高的个儿，齐耳的短发，经常穿一身洗得发白但十分洁净的蓝布衣裤，脖子上围着一条淡黄色的围巾，这种打扮当时在我们这些学生眼里按现在话说非常时尚，简直是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线。每次见到她，我都会悄悄观察她――她多像电影《青春之歌》里的那个林道静啊！这时，我也经常听到好些同学交头接耳地议论这个神态不凡、仪表出众的女青年：“真像林道静”“比林道静还林道静”。

时间一长，我知道这个“林道静”是我们学校62届高中毕业生，学习成绩很好，是班里的班长，考大学时报的是人大中文系，可由于出身不好没有被录取，现在被我们学校召回任初中语文老师。

可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个让我既熟悉又陌生的林道静今天竟“闯”进我们家来了。

待二哥送走这位“林道静”回到屋里，母亲立刻过去问这个女的干啥来了。此时二哥脸上还没脱去刚才交谈时的兴奋，听母亲这不冷不热的一问，慌忙解释：“别瞎猜，人家问功课来了。”怕母亲不信，二哥又把“问功课”的起因细说了一遍：前几天，在唐山剧场教师包场看京剧《钗头凤》，二哥他们八中教师坐在前几排，这个“林道静”也去了，正好在二哥他们靠后几排坐着，英俊潇洒的二哥引起她的注意，问邻座的一位老教师这人是谁，老教师向她介绍了二哥的情况，并特别说一句“他还没对象”。二哥的解释更加重了母亲的疑心：“我看她不像是问功课，是冲着搞对象来的。”

果不出母亲所料，从那以后这个“林道静”到我家问功课的次数越来越多，待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正当二哥和她交往越来越密切时，一天傍晚我听到母亲在里屋和二哥小声嘀咕：“这个女的我打听到了，她就在咱们庙前街住（离我家隔两条胡同），听说出身不大好，好像是资本家。”并叮嘱二哥，搞对象可得小心点呀，这出身不好的千万不能要呀。

妈妈这种担心自然有她的道理，当时正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年代，搞对象首要一点就是看对方的家庭出身。就我家讲，我父亲是一个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三亲六故也找不出一个纯工人纯贫下中农来，何况原在省政府工作的我大哥前几年刚刚被打成“右派”，这按当时社会要求，我家出身总体上虽说不上黑，但绝对不是依靠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子女搞对象，多需要找个家庭出身“红”点儿的给壮壮门面。可我二哥天生是个只会啃书本的书呆子，对政治不大关心，搞对象更是只注重兴趣相投，至于家庭出身看得很淡。母亲在“出身”上虽有所顾忌，但一想到二哥年龄也这么大了，随着他俩交往的深入也就默认，没再说什么。

大约在1965年初，二哥和“林道静”往来一年多后结婚了。现在想起来，我真佩服二嫂的勇气和魄力：当时二嫂作为一个出身不好、但又到了待嫁年龄的青年人，能以请教功课为名只身闯进一个完全陌生的“意中人”家中，而且神态是那样自然，举止是那样得体，这在当时封闭的社会环境下简直不可思议。

结婚那天，当二嫂当着众人的面怯生生叫我母亲第一声“妈”时，我看到她脸上现出红晕。事后我听二哥跟我母亲学话：“之明说她从记事那天起就没叫过妈，第一次叫还挺绕嘴。”这时我才知道二嫂从小就没有母亲，她家除了父亲还有一弟一妹，弟弟在一家街道小厂上班，听说木匠活儿很好，妹妹在当时的省重点中学——唐山十中上高中，是全校有名的“数学尖子”。当时谁也不会想到，就是这个“妈”字在随后到来的文革风暴中被搅成一摊污水，泼向了我的二嫂和她所有亲人。

二、为了婆家，把娘家的关系割断

二哥结婚后的第二年夏天，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大胖降生，二嫂还在坐月子时文化大革命就像烈火碰上干柴在全国迅速燃烧了起来。短短几天，我所在的四中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质问党支部的，深挖牛鬼蛇神的，充满了萧杀气氛。

一天，在靠近校门口的甬路东墙上贴出一张由语文组几个“革命造反派教师”签名的大字报，十分醒目：控诉校党支部书记赵维德包庇重用有“杀母之仇”的我二嫂李之明！生性软弱、内向的我看着这张大字报脑袋轰地一下差点瘫坐在地上，过去我只知道二嫂家庭出身不好，哪知道二嫂竟还和共产党有杀母之仇？！

回到家里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母亲也慌了神，跺着两只白薯小脚一个劲儿叨咕，你二哥这是自作自受，放着那么多好对象不要，偏找了个“这个”，把自己搭上不说，这还要捎带上我老儿子。

接着几天母亲也不知从哪里风声风语地听说二嫂一家原籍在丰南县老铺，土改时农民进她家要分她家的地，当时她母亲和农民理论起来，火气正盛的农民将她母亲活活打死。听说当时她母亲怀里还抱着刚几个月大的二嫂妹妹。大概是二嫂父亲可怜这个从小没妈的孩子吧，后来给她取名李之瓞。“瓞”字我查了一下字典，当小而苦的瓜讲。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我十分害怕，生怕有一天这个“杀母之仇”会和我有什么粘连。

果不其然，一天上午我正在教室外参加班里的政治学习，临近中午时一个瘦高个儿初三男生忽然找到我，说他是李之明班里的学生，有一封信要我转交给她。当时我就纳闷，他们是怎么知道李之明和我关系的，接过信我没敢打开，但已预感到这封信凶多吉少——可能是一篇控诉二嫂杀母之仇的声讨书！

惊慌失措的我骑上自行车急匆匆赶到二哥家，二嫂正坐在床上给刚出生没几天的大胖喂奶，二哥在屋里屋外忙活着做饭。按理说，二嫂歇产假离开学校已有一段时间了，这时见到我该打听一下学校里的形势，但她一句也没有——或许她已从我惊魂落魄的样子，或许已从这几天充满杀气的电台广播里判断出形势的险恶，预感到学校可能要出现对自己不利的情况。

见到我，二嫂只是平静地点点头问我吃饭没有，并有意转移话题，报喜不报忧地说：“你二哥刚从学校回来，贴了那么多大字报没一张你二哥的。”没等她说完我愤闷地瞪了她一眼，把手里的信甩给她。

二嫂接过信刚看过几行，我看到她的脸上立刻现出利剑穿心般的痛苦——正在喂奶的鼓胀乳房一下子惊出奶来，喷了大胖一脸。躺在襁褓里的大胖够不到奶狠劲儿地哭起来，二嫂哄着大胖脸色逐渐缓合下来，把信随手丢在床上不再看了，扭头朝二哥说：“快给光生搭兑饭，光生先吃饭，光生先吃饭。”

接着，学校贴出的大字报逐渐升温，调门也越来越高。那些革命造反派师生一边批判党支部“袒护”二嫂，一边强烈要求党支部将有“杀母之仇”的二嫂迅速从教师队伍除名。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二嫂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如何避免我这个同她在一个学校的“小叔子”受到粘连。

那些日子，二嫂每次见到我都很不自然的微微垂下眼皮，表情非常痛苦，背地里她不止一次地对二哥说：“我自己倒没什么，就怕影响到光生。”这以后，我发现二嫂再也没登过自己娘家的门。

破四旧时，她年近六十岁的老父亲和未婚的弟弟被红卫兵押解遣送回乡——在靠近穷海边的丰南老铺受尽非人的折磨，弟弟在轮番批斗中被打聋一只耳朵，她从没跟谁提过一句。本来学习优秀的妹妹，文革前一年已被迫到丰润县山区插队后，两三年也回不了一次唐山，有一次妹妹回到唐山偷偷去看她，二嫂只是客气地寒暄几句，也不留饭。

相反二嫂对我却疼爱有加，几乎每到星期天都要把我叫过去，给我做一桌色香味俱全的饭菜。我衣服旧了破了，二嫂也总是主动拿过去缝补，还不时给我添一两件新衣裤。母亲对二嫂不顾娘家的行为实在看不下去，有时偷偷叮嘱二嫂：“该看看你爸他们去了，也不知道你爸他们现在怎么样了。”但二嫂每次都沉闷地摇摇头，从不作声。

有时我妈问多了，二嫂就轻声叹口气：“唉，像我们家这样的人，逃出来一个算一个吧。”或许这“杀母之仇”对二嫂的刺激太深，文革中她多次对我二哥说过：“我过了门就是刘家的人了，李家算是一刀两断了。”

其实，二嫂对自己的亲生父亲、手足弟妹何偿不爱呀，我见过二嫂结婚前她家的一张“全家福”照片，二嫂跪蹲在父亲身旁，父女之情溢于言表。二嫂当闺女时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她小小年纪一边上学一边把家里没有妈的日子料理得井井有条。

二嫂和二哥共同生活了十一年，我深切体会到二嫂是个工作尽职尽责、十分热爱生活的人。文革后期，二嫂在学校长期担任初中班主任，不管多么乱的班，到了二嫂手里准能迅速理顺，变成团结向上、朝气勃勃的班集体。在当时文革环境下，班里总有那么几个根红苗正、杀打不怕、谁又都管不了的“小流氓”式学生，但在二嫂调教下这些“小流氓”准能很快脱胎换骨，最后变成二嫂的好朋友。

二嫂本人性格开朗，待人真诚，平时总是像磁铁一样把班里班外那些学习成绩好坏不等、性格各异的学生吸引在她周围，很多学生都爱到二嫂家做客，向二嫂倾吐悄悄话，我见过二嫂班里有个叫苏平的女同学曾直接了当的对二嫂说：“我要是有个像您这样的妈该多好呀！”二嫂总是像自己孩子那样细心关心着班里的每一个学生。

李胜兴出生在一个革命干部家庭，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异，他父母又各自再婚，李胜兴一直跟着父亲，从小就没怎么享受过母爱，生活很苦闷孤独。二嫂知道情况后总是像儿子一样关心他，从辅导学习到缝缝补补事事帮他操心，后来又亲自托人找关系送他当了海军。李胜兴参军后，总是像对待“妈妈”那样对待二嫂，每次回家探亲不是先回自己的家而是先去看二嫂。地震二嫂遇难后，是他主动帮着我们家人埋葬了二嫂。

这是我二嫂1970年代初教过的学生李胜兴

二嫂特别注意为人师表，尽管她生长在唐山，但普通话说得极好，板书也很不错，平时教课一丝不苟，每次上课铃响前都早早地站在教室门口迎候学生。

二嫂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即使在文革那样的逆境中，二嫂家里不管什么时候进去都是一尘不染，床上铺着淡色或雪白的床单，各种家什摆设恰到好处，雅气十足。二嫂从小练就了一手好的针线活，一家人的穿着从不马虎，总是十分得体，逢年过节用二嫂的话说“一人必添一件新衣服”。

为不给我母亲造成负担，大胖从满月起就托人看护，图为六十年代末，看护人邻居大妈抱着大胖留影

生完大胖四五年，二嫂的第二个孩子二胖又降生了，为不给我母亲造成负担，两个孩子从满月起就找人看护或送到托儿所幼儿园。两个孩子的教育也十分有方，在那个“骂人成灾”的混乱年代，两个孩子从小就不说一句脏话，家中来客大胖不管干什么总是先停下来站起身和客人打招呼，二胖还在咿呀学语时见到父母送客就会主动抓着小手说出“再见”二字。

大胖长得像妈妈，但脑子却继承了父亲的艺术细胞，从小喜欢绘画临帖；二胖长得像爸爸，却继承了母亲的伶俐口齿，小小年纪说话有板有眼。

大胖10岁入队时的留影

当时我家孩子多，为不加重我母亲的负担，二胖从小就送托儿所，图为二胖在托儿所时的留影

当时社会上正放映电影《闪闪的红星》，上幼儿园的二胖看完电影能说出个故事的大概。一次他吃饭不小心把碗碰掉，米饭洒了一地，二嫂举着手要打他，这时二胖仰着脸望着妈妈，学着“胡汉三”的口气说：“米号破点财是（似）小事（似）”，一句话把妈妈逗得大笑。这个家庭里里外外是这样的和谐、其乐融融，但谁会想到，一场“天灾”正凶神恶煞般向他们扑来。

1970年代初，二嫂带领学生“学农”时，在田头和学生讲话

1970年代初，二嫂和一批刚刚解放的教师，带领学生学农时在田间的合影。前排中间为我二嫂，二嫂右边是我国著名翻译家严复的孙女、四中英语教师严系云

三、天上人间的最后一面

七十年代初，我结束了几年的插队生涯，分配到河北省丰润县半山区的一个小公社任团委书记。1976年7月27日这一天，天气闷热，上午我在丰润县城开完会后，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骑车往唐山市里赶。

我之所以“忐忑不安”事出有因，几天前我接到高中好友、当时正在河北大学中文系读书的焦今医一个电话，说我们“说的那个事”不知谁给捅了出去，校领导正在追查他，并说这几天可能要追查到我，要我赶快回唐山商量对策，他已从河大专门回来在家里等我。

原来这一年五月初，当时悼念周总理的“四五”运动刚刚镇压下去，我去保定的河北大学看望焦今医。一天焦今医宿舍围聚了几个来自38军的高干子弟，传播了一些江青整周总理的小道消息，大家一边听一边七嘴八舌地大骂江青。没想到在随后到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骂江青的消息不慎走漏，上级追查到刚刚入党的焦今医时特别提到我的名字。

回到唐山后我傍晚先来到二哥家，想听听二嫂对这件事有什么高见。没想到二嫂听完我的述说后表现得非常平静，一个劲儿地宽慰我“没事儿呀，没事儿，可别往心上去。这些小道消息在我们学校也传的很广，上级现在有文件精神，传播小道消息的只要说清楚，保证以后不再传就行了。”并教给我领导一旦找到我时如何如何应付。

因为晚上二哥还要去八中值班，我也要当晚必须见到焦今医，当二哥准备推车时我也随着站起身跟着走。二嫂一边送我俩还一边嘱咐我，二哥边走边听着我俩的谈话，愤愤地说：“江青这叫什么玩意儿啊！”二嫂听二哥现在还说这样的话赶忙摆摆手：“得得得，别说了别说了，就顶这儿吧！”二哥瞟了二嫂一眼，会意地点点头：“行——就顶这儿！”说着我跟二哥跨出隔着闸墙的里屋，在外屋已躺在床上准备入睡的大胖见我们要走，强睁开朦胧的眼睛微微欠起脑袋，朝我们俩点了个头。

谁会想到，就是这句“就顶这儿”的潜台词，竟成了二哥夫妻之间、我与二嫂的诀别话语！这个睡意朦胧的微微“点头”，竟成二哥父子之间、我与大胖侄子天上人间的最后一面！

待我和焦今医就小道消息一事达成“攻守同盟”回到家里时已接近午夜，我怕惊动家人，回到屋躺下就睡。当时我和父母同睡在一个土火炕上，这个火炕还是破四旧时我家拆掉有封资修嫌疑的柔软漂亮的席梦思床后，用砖坯搭成的。

当时我睡在炕西边，父亲睡当中，母亲睡东边。进入梦乡后不知多久，突然一声天崩地裂般的巨响把我惊醒，我刚翻过身，就见眼前的窗户、门框和破碎的墙体轰隆隆塌了下来。我本能地将身体半跪式一屈，双手刚把头抱住，倒塌下来的废墟一下子把我淹没，我使劲晃动晃动身体，一点都动不了。

“这是怎么回事呀，是原子弹爆炸吧？”我隐隐约约听到父亲的喊声。“不是原子弹爆炸，地震了，是地震——！”我拼力应答着，也不知父亲听见没有。在废墟塌下来的那一刻，我就听到睡在炕西边的母亲喉咙里发出“啊——啊——啊”的痛苦的呻吟声，一会声音就微弱了，事后我知道是一块滚落的石头砸中了母亲的脑袋，母亲的鼻骨都被砸平了。

待我被两个侄子和邻居老徐从废墟中扒出来时天已是大亮，下着细细的毛雨。这时我看到周围方圆几里远的建筑已全部夷为平地，只有离我家三四里地开外的唐山机车车辆厂水泥筑成的水塔还突兀在地上，分外显眼。

离我不远处，一个上年岁妇女正在搂着一具摆在废墟上的尸体失声痛哭。在我身边，除母亲遇难外，还有我大哥家的一个侄女、一个侄子，大哥本人被砸得胸骨、锁骨多处骨折，已不能说话，正躺在废墟上呻吟。

看到这种情况，我很快想到二嫂，问道：“我二嫂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此时此刻我还在天真地幻想，要是二哥二嫂这时能领着大胖二胖出现在这里该多好啊。年迈的父亲瘫坐在废墟上，听到我的问话愁眉苦脸地望望天空：“唉，都到这个时候了，你二嫂他们要是活早该上来了，再不上来恐怕是砸死了。”

这时我看看周围，人们都像一根根木头似的直愣愣地在废墟上站着、趴着或坐着，没有一个人还在继续扒废墟里的人。是呀，都到这个时候了，人的生死界限老天爷早给划定了——我麻木地蹲在废墟上，双手托着腮一动不动，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

大约过了三四天，我陆续听到两个消息：一是我二哥还活着，只是砸伤，现已转到外地养伤。二是二嫂的学生李胜兴震后急赶到二嫂家，现在传来话，母子三人已经死亡。大约用了一个星期时间，待我和两个侄子支起塑料简易棚，陆陆续续把我母亲、侄女侄子尸体挖出来抬到附近刘屯小学三棵大槐树下埋葬后，开始商量去挖二嫂母子的尸体。

那是一天上午，我和两个侄子，还有二嫂的学生李胜兴和他的哥哥——一个回家探亲的现役军官，五个人拿着破旧锹镐来到唐山四中操场东北角的四中教职员工宿舍废墟上。住在二哥东隔壁的李素珍老师见到我立刻就哭了。

据李老师讲，地震她爬出来时还能听到二胖哇哇的哭声，因为埋得太深实在无能为力。她和家人把埋得较浅的大胖扒出来时，当时大胖还活着，但瞳孔已经发散，额头有被石头砸伤的伤口，李老师给他喂了几口水，不久就死了。天下雨后，他们还找了块塑料布蒙在大胖的尸体上，前几天清尸时清走了。

我们几个人用了几乎半天时间挖开深深的废墟时，眼前的惨状把我惊呆了：二嫂和二胖尸体裹在蚊帐里，母子俩尸体已经高度腐烂且散发着恶臭，母子俩全身黑紫不像是砸死的，像是活着憋死的！二胖仰躺着，已挣脱开母亲有一米多，保持着努力向外爬的姿态。二嫂趴着身，身体扭向二胖，一只手直直地伸向二胖爬行的方向——多么深厚无私的母爱呀，一直到死还不放弃救助自己的儿子！

我们几个人把二嫂和二胖散了架的尸骨用军用装尸袋兜在一起，在四中大操场东边就近刨了一个坑埋葬，我还找了块木板用粉笔写上“二嫂李之明及其子刘冉、刘征之墓”立在坟前。想到几天前还留着二嫂母子欢声笑语的这个大操场，转眼间竟成了他们母子的墓地，现实真是残酷啊！我跪在二嫂母子墓前泪流不止，冲着地连叩了几个响头，前额都磕出了血我都浑然不觉。

地震中扒出来的大胖书包和用过的笔记本

如今整整三十年过去了，当时的磕头声音还在震动着我的灵魂，一刻也没停止过。每当我想起“二嫂二胖是被活活憋死的”这个残酷现实，心头就会涌起一阵难以名状的痛苦自责：你地震并没有受重伤，还能走还能爬，为什么不立即去四中教师宿舍扒二嫂她们母子？愧对二嫂啊，二嫂生前对你那么好！当然你可以有自己的解释，但你赶快不赶快去扒是一回事，扒出来扒不出来是另外一回事！

安葬完二嫂母子没多久，我就因为“地震滞唐没归”罪名被公社强行叫回去反省，险些挨个政治处分，这是另话。

快到深秋时，我在丰润县忽然听到二哥在外地养伤回来的消息。事后听二哥讲，他在八中值班室被人扒出来后，两根锁骨骨折，领导叫他立即转到外地治疗，二哥躺在八中大操场上就是不肯走，他不走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想得到家里震后确切地消息，想亲眼看一看妻子和两个儿子是死是活，他坚信这个时候只要二嫂还活着，肯定爬也会爬到八中来看他。可一连等了几天，等到的是四中那边传来的二嫂母子三人都已震亡的音信，他这才在极度的悲痛中被别人搀扶着登上飞往沧州盐城养伤的直升飞机。

一个多月后，二哥他们这批轻伤员返回唐山。当送伤员的大轿车开进唐山市区，望着满目疮痍的废墟和临时搭建的七零八落的简易棚，送行人员关切地说：“各位伤员，请你们说出自己家的大概地点，我们保证直接把你们送到家。”

伤员们一个个都陆续判断出自己家的方位下了车，只剩下二哥一人还坐在车里。送行人员问二哥，您家在哪里，二哥实在憋不住了一下失声痛哭起来：“我现在哪还有家呀，地震一家子都死光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在场的人无不动容。在送行人员反复劝说下，二哥不得不暂时回到路南区刘屯一带我父亲那里。

二哥教了一辈子中学语文，大概是受文学作品熏陶过多的缘故，情感非常脆弱。地震那年二哥四十二岁，受到如此重大打击，从感情上很长时间不能解脱。那些日子，二哥见人就说：“唉，人生几大不幸是‘中年丧妻’‘老年丧子’，现在我是妻、子一块儿丧，这命真他妈差（chai）呀。”

震后一连几年，二哥胳膊上始终戴着宽宽的黑纱——地震后唐山人长时间戴黑纱倒是很普遍，但像二哥这样一连几年戴着黑纱不摘也很特殊。二哥震后在自己住的简易房里常年挂着镶着黑边的他和二嫂、大胖和二胖的合影，每到“7·28”和“清明”等祭奠日，二哥都要在遗像前摆好小供点，并早早备好烧纸，夜晚一个人走上附近十字街口去烧。

二哥喜欢逛书店，那几年每买来一本自己喜欢的书，都不忘在书的扉页写上：“献给我的爱妻之明，儿子大胖二胖。”那几年和朋友聊天，几句话后也总是絮絮道道扯到自己的家，扯到二嫂和两个儿子身上去。有时用二哥自己的话说：“我都快成了祥林嫂了。”

震后不久，唐山掀起再婚风，大部分地震中失去妻子丈夫的人都陆续再婚。但二哥就像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脑子里根本就不为“再婚风”所动。直到地震已过去七八年，才在别人撮合下勉强组成了一个新家庭，但二哥再婚后旧事难忘，最终还是造成这个家庭的解体。

如今二哥已经八十有六岁，耄耋之年身体还算硬朗，现在依然孑然一身生活在唐山。我在北京生活有时回唐山偶尔去看他，每次看到他为了琐碎的生活忙碌的背影就不由想到，如果不是三十年前那场大地震，二哥今天的家庭应该和其他大多数家庭一样，生活十分美满幸福：算来二嫂如今也已是接近八十的人，早已经退休了，依她的才干，改革开放后肯定会在教育战线有所作为。

震后她的妹妹能被母校领导点名召回当了数学教师，弟弟落实政策后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个市级工厂的领导，二嫂肯定会胜过他们。大胖二胖也该是五十出头岁的人了，凭他们的素质和二哥二嫂的悉心教育，不用说也都会事业有成、娶妻生子……

可惜，生不逢时啊！这个饱受“人祸”磨难的家庭——在离粉碎“四人帮”仅仅还差71天就要看到天亮的曙光时，却意外遭遇到突如其来的“天灾”——唉，一切一切的幸福，都被地震废墟埋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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